組織政治,其實是一種生存機制

《崛起與守成》系列之七
週一的主管會議上,新的組織調整方案一致通過。沒有人反對,甚至沒有人提問。
會後一個小時,幾位資深經理在茶水間「剛好」碰到;下午,資訊部門說新系統「最快也要三個月」;一週後,很多人都知道誰會是這次調整的「贏家」,但從來沒有人公開說過。
這家公司的每一個人都會告訴你:「我們公司很政治。」但奇怪的是,沒有人覺得自己在玩政治。在每個人的敘事裡,政治都是別人在玩的,自己只是在保護團隊、維護專業、做該做的事。
如果大家都討厭政治,為什麼政治還在?也許是因為,我們從一開始就把它理解錯了。
表面的爭端,和真正的原因
修昔底德在分析伯羅奔尼撒戰爭時,做了一個影響後世深遠的區分:公開宣稱的理由,和真正的原因。當時各方公開爭吵的,是科西拉(Corcyra)、波提狄亞(Potidaea)等城邦的糾紛;但他認為,最真實、卻最少被說出口的原因,是雅典的崛起,以及這份崛起在斯巴達心中引起的恐懼。
這個區分放到組織裡,幾乎一字不差。會議上,大家吵的是預算、流程、時程與資源;底下吵的,往往是地位與身分。「這個時程太趕了」的意思,可能是「我不確定這次調整後我還在不在」;「流程上需要再確認」的意思,可能是「我需要保住這個把關的位置」。
所以,組織政治之所以難處理,不是因為大家都很會算計,而是因為我們一直在處理表面的爭端,卻沒有碰到真正的原因。而真正的原因,就是《崛起與守成》系列一直在談的那件事:權力移動時的恐懼。
三種政治行為的生存邏輯
如果把組織政治拆開來看,最常被主管抱怨的有三種:派系、阻力、資訊不透明。它們看起來都是自私的行為,但如果換個角度,會發現每一種都有它的生存邏輯。
派系:在不確定中尋找結盟與保護。 當組織的權力配置正在改變,而沒有人說清楚改變的方向,人們最自然的反應就是找盟友。跟誰站在一起,決定了自己在下一個局面裡的位置。派系不是野心的產物,而是不安的產物。
阻力:在無法公開反對時,保住位置。 在多數台灣企業裡,公開反對主管的決定代價很高。於是,反對就換成了拖延、打折配合,或是「還需要再評估」。阻力,常常是一種不被允許說出口的意見。
資訊不透明:資訊是少數沒被拿走的權力來源。 當一個人感到自己的權威、資源與關注都在流失,他手上還能控制的,往往只剩下資訊。「只有我知道」是一種最後的不可取代性。
這三種行為背後,有一個共同的底層:權力、身分與控制感正在受到威脅。把它們理解成生存機制,不是為它們開脱,而是為了找到真正可以處理的地方。如果政治是應對恐懼的方式,那麼只要恐懼還在,政治就不會消失;只處理行為而不處理恐懼,只會讓政治換個更隱蔽的樣子。
恐懼如何在組織裡運作:三個心理機制
修昔底德把戰爭的真正原因歸結為恐懼,這正是心理動力的語言。從心理動力的角度,恐懼在組織裡至少透過三個機制運作。
投射。 人會把自己不願承認的不安,放到別人身上。「我怕失去位置」很難說出口,「他野心太大」就容易得多。於是,自己的焦慮變成了對方的威脅。
投射性認同。 這是投射更隱微的延伸。被投射的一方,在反覆被當成威脅、被防備之後,會逐漸真的演出對方想像的樣子:開始繞過對方、開始囤積資訊、開始強硬。這時候,當初的投射就「成真」了,反過來又證實了自己的猜疑。
社會防衛。 英國 Tavistock 傳統的學者 Isabel Menzies Lyth 在研究醫院護理系統時發現,組織會發展出各種制度、流程與會議形式,其功能不只是完成工作,也是幫助成員迴避焦慮。層層簽核、反覆確認、什麼都要「開會討論」,有時候不是為了做出更好的決定,而是為了讓沒有人需要獨自面對一個風險。政治也是一種社會防衛:用關係與站隊,取代對不確定性的直接面對。
安全困境:為什麼善意很難打破迴圈
國際關係裡有一個概念叫「安全困境」:一方為了自保而採取的行動,在另一方眼中就是攻擊的準備,於是對方也開始自保,雙方越保護自己,就越不安全。
史丹佛大學的社會心理學者 Roderick Kramer 對「組織偏執」的研究,揭露了這個迴圈在組織裡的運作。他發現,當人們覺得自己正被審視時,會高估自己受到他人關注的程度,於是對別人的行為做出過度個人化的解讀;而這些解讀,又會加深對他人動機與意圖的不信任與猜疑。Kramer 把這稱為「陽謀歸因誤差」(sinister attribution error)。他舉過一個很生活化的例子:沒被邀請參加某場會議時,我們很容易認定,一定是別人討論過之後,刻意把我排除在外。
在權力正在移動的組織裡,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被審視,這種歸因誤差就會大量發生。一封沒被回覆的信、一場沒被邀請的會議、一個被延後的決策,都可能被解讀成「他們在整我」。
這就是為什麼個人的善意很難打破迴圈。你的善意,可能被對方解讀成策略;你的讓步,可能被解讀成示弱。迴圈一旦形成,需要的是系統層的介入,例如高層清楚地劃定邊界與授權,讓不確定性降下來(參見系列第六篇)。
主管與引導者可以做什麼
把政治理解成生存機制之後,介入的方向就不同了。目標不是消滅政治,而是降低讓政治成為必要的恐懼。
給主管:換一個問題。 遇到阻力時,先問「他怕失去什麼」,而不是「他為什麼不配合」。前一個問題會帶你去找解方,後一個問題只會帶你去找敵人。同時,減少不必要的不確定性:變化的方向、時程與影響範圍,越早說清楚,派系與站隊就越沒有生長的空間。
給引導者:建立容器。 在工作坊或共識營裡,用清楚的邊界與對話規則,讓人敢說出「我怕失去什麼」。可以用雅典與斯巴達的故事當投射素材,讓參與者自己連結到組織的現況,而不是由引導者貼標籤。當「人的問題」被拉回「系統的問題」,個人的防衛就會降低。
給引導者自己:留意自己的立場。 在政治密度高的組織裡,引導者也很容易被拉進某一方的陣營:被委託人的觀點影響、對某一方特別同情。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診斷資料:引導者感受到的拉扯,往往就是組織內部的拉扯。
結語:看懂政治,不是縱容政治
回到那場一致通過、卻沒有人動作的會議。會議上的沉默、茶水間的對話、資訊部門的「三個月」,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樣貌:大家都在用自己能用的方式,保護自己在下一個局面裡的位置。
看懂政治,不是縱容政治,而是找到真正可以處理的東西。當恐懼被看見,政治就沒有那麼必要。
看懂政治背後的恐懼,阻力就從敵意變成可以對話的焦慮。
給主管與 OD 的三個問題:
- 你的組織裡,哪些爭論的「公開理由」和「真正原因」不一致?
- 哪些制度與流程,其實是在幫大家迴避焦慮?
- 上一次你覺得「他們在整我」,有沒有其他的解釋?
參考資料
- Kramer, R. M.(1994)。The sinister attribution error: Paranoid cognition and collective distrust in organizations。Motivation and Emotion, 18(2), 199–230。
- Kramer, R. M.(1998)。Paranoid cognition in social systems: Thinking and acting in the shadow of doubt。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, 2(4), 251–275。
- Menzies, I. E. P.(1960)。A case-study in the functioning of social systems as a defence against anxiety。Human Relations, 13(2), 95–121。
- Allison, G.(2017)。Destined for War;哈佛 Belfer 中心「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」。
- 修昔底德,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》。
